黑帮录：北京通州区梨园镇黑副镇长“房广成”

  目前，黑暗恶势力性质犯罪已经不是一时一地的特殊社会现象了，而是整个社会中的普遍现象。

  这些犯罪组织的存在，严重危害着一方的社会安定，并且有些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也开始在我国境内发展成员，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目标，给广袤的农村大地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现在只能说是刚刚破题，许多有关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但是“能人治村”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日前北京市通州区揭出的一起“能人治村”、最后成为“涉黑者”治标的案例，就使我们对这一观点有了新的思考，也使我们对如何建设新农村，有了更深入的知识。

  由于他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有矛盾，结果，镇党委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个“能力”，甚至在房广成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就突然撤换了村党支部书记，让房广成当上了“一把手”。

  村里大事小情全由他个人说了算，在村民不同意他拿村里土地与某公司“合作开发”时，他竟让一帮打手把村民打得伤痕累累。

  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因涉黑被捕前的一个月，他还因发展经济有功，被评为全区优秀员。

  平心而论，讲起生产、生活状况，虽然说大多数农村与城市比还相对贫穷落后，但是与改革以前比，的确发展富裕了。

  可是乡村中为什么有些矛盾却越来越突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农村和谐、协调发展的正确理念。

  许多人没意识到，虽然农民也为经济发展滞后而心生怨气，但是他们更不满于社会风气的败坏、社会分配的不公、乡村干部脱离群众、个别党员只管个人致富而不发挥作用，等等。

  因此，中央对新农村的界定——“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就是对这种片面认识的纠正，首次勾勒出农村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的五个方面，提出了农村建设的新理念。

  如果一个村管理制度不健全，听任少数人甚至某个人的摆布，把改变面貌的宝押在某个人身上，往往适得其反。

  “能人”不全是“菩萨”，某些“能人”手中有了权力又无人监督，就可能以发展的名义，捞取私利，甚至产生像房广成那样的“黑道老大”。

  即使有的“能人”愿为村里办实事、做好事，也容易使村民养成依赖盲从的心理，不利于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况且谁能担保一个村那么幸运，总能遇到“好人”？

  因此，在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中央特别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二十字”目标，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增收的同时，切实加强基层组织、提高党员素质，积极推动和谐农村建设，避免“单打一”，很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指导意义。

  而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只有通过发扬民主、建章立制，才能健康发展，取得实效。

  2005年9月以来，北京市公安局多次接到群众举报，反映通州区以房广成为首的犯罪团伙横行乡里、为非作歹。

  经查，1996年到2005年，房广成（男，1963年5月生，原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副镇长）网罗一大批刑释解教和社会闲散人员，结成以房广成为首，以孙果、王万喜等人为骨干的黑暗恶势力性质犯罪组织，在通州区有组织地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同时，该组织还以房广成名下的经济实体为依托，采用非法经营等手段牟取经济利益，对通州部分地区的村镇土地开发、房地产建设及部分娱乐场所形成了非法控制。

  事实上，房广成在成为通州区梨园镇副镇长之前，还曾经是一名有前科的“黑老大”。

  房广成在1984年刑满释放后，先后担任了李老公庄村党支部书记、梨园镇政府开发办主任、梨园镇政府武装部部长等多个职务，并且于2000年担任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副镇长。

  然而，在此期间，房广迈纠集一批地痞流氓、不法分子，恃强逞凶，逐步形成了一个团伙成员达到30余人的黑暗恶势力性质犯罪组织。

  2007年9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8项罪名，判处组织头目房广成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罚金1586万元。

  事实上，除了房广成，很多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勾结越来越紧密，而且政府官员的腐败对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壮大起着更突出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政府官员的腐败作为帮凶，有组织犯罪永远也不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破坏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犯罪集团。

  最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破获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大多具有保护伞，很少有直接和完全地与政府对抗的犯罪集团。

  譬如厦门远华案，涉案官员数量之大、级别之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有案件中是最突出的。

  这些案件最大的危害性就在于他们通过种种手段向政治渗透，严重破坏了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

  再加上，许多黑暗恶势力性质组织已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反社会体系，因而也被称为“第二政府”“第六大班子”和“地下法庭”。

  除了积极寻找保护伞外，黑暗恶势力性质组织还不断地利用安插亲信作为其代理人或立即进入政界操纵某地方或区域等方式向政府权力机关渗透，“黑金政治”慢慢的开始出现。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伴大款、伴上司、伴黑的“三伴现象”，甚至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新的时尚。

  由此可见，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不仅规模大，而且还很“聪明”，懂得寻找“保护伞”，从而对

  慈善公益事业的发达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实现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

  不管是救助天灾人祸，帮扶，还是发起经营公益慈善基金，企业家群体正成为公益慈善的重要力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社会进步进行现实性探索，无疑将让企业家和慈善都拥有更广义的社会价值。

  但在现代社会，企业家做公益慈善，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被解读为是推广企业品牌和形象的手段，功利性屡遭质疑。

  另一方面，企业家做公益慈善又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应当的社会责任，诸如“慈善摊派”等往往引发企业家的抵触。

  实际上，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企业家做公益慈善，本应该是一桩美事，然而却在“郭美美”到“卢美美”的事件影响下，让人们明白了有些企业家为自己的私利，以慈善之名大捞私利。

  还有北京“黑老大”房广成的伪善，一边顶着副镇长的名衔，在村里搞旧村改造，让村民入住后基本上保障每人能分到一居室，每年再给每人补助3000元，一边又在村里实施有组织犯罪，让村里的人同时感受到“善与恶”，进而麻痹他们的感知，一点一点地助长了房广成的私欲。

  从上世纪末揭露的情况去看，利用合法犯罪的情况屡见不鲜，是中国有组织犯罪的主要形式，也是影响最大、危害最烈的形式。

  因为合法的正式组织犯罪的增多，会使群众对这个组织失去信任，长此下去，这个合法的组织在群众心中也会失去合法性。

  非法组织犯罪按照其组织严密程度、成员稳定状况、首犯权威高低和职业化犯罪水平来看，可以由轻到重分为三种情况：犯罪团伙、犯罪集团和黑社会。

  犯罪集团组织比较严密，成员相对固定，经过较长时期经营，它是以犯罪为常业，具有相当犯罪能量与势力的犯罪体。

  “黑”体现了其非法、秘密的特征，“社会”则明确了它的组织程度已达到一个小社会的程度。

  黑暗恶势力性质犯罪集团成品较多，他们长期纠合形成一个固定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有一定的组织名称和明确的组织宗旨。

  在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层次，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被称为“老大”、“舵爷”等的首恶分子，整个犯罪组织的活动由其一手操作和控制。

  在其之下，还按一定的方式排定座次，形成具有等级层次的组织体系，并有明确分工。

  组织的为首者为控制其手下成员，保证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大多制定有严格而残酷的帮规，违者要给予一定处罚。

  而且，由于黑暗恶势力性质犯罪的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因而其犯罪活动在类型、作案手段等方面显示出明显的经济倾向性。

  贩毒、敲诈勒索、绑架、收取保护费犯罪活动大都是黑暗恶势力性质犯罪组织的“杰作”。

  暴力犯罪手段使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迅速积累了成千上万的钱财，初步完成了“犯罪资本原始积累”。

  有的利用犯罪收入投资企业，开办公司，以“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等头衔的合法身份招摇过市，以表面上的合法生意掩盖犯罪活动。

  有的隐藏在地下，制造、运输、贩卖和走私毒品，伪造货币，制造和贩卖假酒、假烟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由此可见，黑社会组织是指根基深厚、成员固定、组织严密、等级分明、帮规严厉、以暴力为后盾而称霸一方的犯罪群体。

  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对地方的影响更加强烈，严重危害到当地人们的正常生活。

  历史上的腐败，危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因此而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屡见不鲜。

  房广成早已出狱。现在的生活还不是普通人能比的。表面的势力已经不在，暗地里的风光依旧。人家这些年可不是白混的。